马雪丨70年胜利日回首台湾“日本兵”———以陈映真《忠孝公园》为中心

70年胜利日回首台湾“日本兵”———以陈映真《忠孝公园》为中心

马雪

编者按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胜利阅兵结束次日，“保马•抗战纪念周”特刊推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观察者网编辑马雪女士的文章：《70年胜利日回首台湾“日本兵”———以陈映真<忠孝公园>为中心》。尽管昨日的阅兵仪式令全国人民振奋，同时，台湾地区政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也亲临观礼，然而在台湾，面对抗战胜利的光辉业绩，还是普遍存在着失语、无视的怪现状。“保马”持续关注着台湾近些年的局势变化，并及时地推出了相应的两岸学者的文章，其中不乏对此种现状的分析：日本对台湾殖民时期的“皇民化运动”首先埋下了历史隐患，随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共教育更加大了两岸的分裂，直至李登辉等台独势力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招魂，并且捏造了台湾的主体性以撕裂台湾的民族-国家认同，使之成为政治的筹码——即便是亲近大陆的马英九政府也只是把历史看作党争问题，使得“历史依然作为‘现实’而非‘历史’而发生作用”，纵容了现状的怪诞，更使得解决之途遥遥无期。本文基于对台湾作家陈映真先生作品的观察，极为犀利地经由台湾籍日本兵的故事突入到台湾“日本情结”的悲情历史，读解陈映真先生作品中的深意，同时在小说人物与历史上的台湾人之间穿梭出入，在现实的艺术创作中发掘出其蕴含的更有力的现实。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其中蓝字部分为作者标注，最后，感谢马雪女士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自从进入2015，举国上下纪念抗战胜利的气氛非常浓厚，唯有台湾岛内，对于抗战的话题，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与全国的纪念气氛格格不入。过去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七七事变纪念特展的传统今年也停了，有媒体称台北市政府曾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庆祝胜利？不要有胜利的感觉。”“为什么强调抗日？不准提抗日英烈。”　　抗日战争在眼下台湾的语境下，仅仅沦为党争的工具。在绿营看来，抗日是国民党的抗日，不是台湾人的抗日。蓝营则傲娇地咬住自己的贡献大于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来参加大阅兵表示强烈反对，称“不赞成任何人去”。更诡异的是，台湾军方7月4日准备在新竹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国防战力展示”，因为怕日本“友邦惊诧”，被迫改名，连原来的“纪念抗战”字眼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日前92岁的李登辉第7次访问日本则更加牵动台湾社会的小心脏。李登辉再次公开宣称钓鱼岛属于日本，称二战期间的台湾人“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并宣称“70年前，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台湾对日抗战当然不是事实”。更有人将连战出席阅兵与李登辉的“日本祖国论”做类比，企图为李登辉的荒谬言论解套。　　前段时间轰轰烈烈的反课纲学运，本来只是国民党想要导正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媚日史观，将台湾历史叙述拉回到台湾历史本身一点。然而这种仅仅在言辞和部分内容上的修改，却更加激化了中学生已逐渐形成的“台独”认同。通过切断台湾与中国连结的历史事实，凸显台湾的“主体意识”，从而制造“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立，借此为民进党的“台独”意识形态张目。在这一点上，“反课纲”抗议活动，与李登辉的媚日言论是一体的。　　至此，台湾反课纲中学生与李登辉等皇民遗老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他们悠游在一种吊诡的状态中——享受日本殖民的同时又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正如台大政治学教授石之瑜的分析，新课纲微调后试图恢复旧史观，纪录日本在台殖民的过程，而旧课纲所营建的新史观，则是力图透过虚拟，恢复台湾人在历史上从未沦为殖民的历史意志。　　在举国上下欢庆抗战胜利，为祖国国力强盛感到自豪之时，台湾民众却保持着冷感，依然苦苦纠结于蓝绿之争、被殖民的悲情命运以及台湾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的前提恰恰是切断台湾与中国近现代联系的结果，诚如陈映真所言：“在战后冷战构造当中，在日本战争责任未受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日本与台湾的紧密关系早已形成。而台湾依赖美国与日本以维持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这样一种情况，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事扭曲了日本和中国近代历史的整合。”一言以蔽之，在已“去历史化”的台独框架中，根本没有“抗战史”的位置。　　陈映真的《忠孝公园》写于2001年6月，是针对“《台湾论》”现象（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漫画引爆台湾对于日本想象的分裂）讨论的一个延续。时隔14年，陈映真所讨论的问题，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台湾社会的特殊性，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五十年的殖民历史，作为被殖民者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岛内的省籍矛盾、统独争议、蓝绿之争都与之息息相关。所以陈映真才以此为主题，选择两个深刻卷入日本殖民之中的“小人物”的视角，来打开台湾社会对于日本的想象。台湾人在战争时期及战后的时间，与日本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台湾人日本兵的认同问题是一个最生动的写照。

图为台湾籍日军

一、“军夫”与“志愿兵”

　　小说中，林标到菲律宾战场时，日军刚把美军打败，林标被调赴巴丹，到一个运输连当驾驶军夫，“由于没有多余的军车载送，日军强迫着七万个美菲俘虏在巴丹半岛上的赤日炎天下，徒步解送到一百公里之外的圣菲南多集中营。”对太平洋战争稍有了解，就会发现这是指1942年4月发生的二战著名惨案——“巴丹半岛死亡行军”，以此推断出林标是在1942年4月前被征兵。1938年2月，日本于朝鲜实施以陆军为主的志愿兵制度。1942年，开始在台湾征召青年为“陆军特别志愿兵”。台湾总督府公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但要求非常严格，申请期限约1个月，之后还要经过3个月的测验，1942年6月9日，1020名检查合格者，分别在同年7月与次年1月入伍受训。林标是作为军夫而不是军人被征召的，这一点很重要。日本在台的征兵计划从1942年开始，而且只招募很少的人，但因为台湾军没有辎重队，早在1937年9月，台湾的殖民当局即已开始征用军夫以担负军中杂役。虽然林标出征的时候，日本上官的训话是“诸君要作为忠良的日本国民，作为大日本皇军的一员”，但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绝对身份秩序中，“军夫”和“军属”是排在犬马之下，尤以“军夫”最为劣等，所以，林标的“这一员”是最低级的一员。　　林标在争取恩给金期间及参加“南洋战殁台湾兵慰灵碑”时，都要穿日本海军战斗服，头戴战斗帽。但林标被征调到南洋战场时根本不是日本海军军人，也不可能穿上海军战斗服，他只是开军车的“军夫”，出征时穿的是“国防服”。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的身份，因此日本在战争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而是作为“军属、军夫”。按照日本军队级别，无怪乎马正涛作为日本宪兵队的一员——真正的“皇军”，看不起连个正规的日本小兵都不是（甚至连牛马都不是）的“军夫”林标。　　小说中，林标“被志愿”到台湾的一个军营受短期训练，紧接着就被送到南洋的前线当车夫。所谓“志愿”，只是日本人的一套说辞而已。在陈映真采访的十一位台湾人日本兵受访者中，有五人说是被强征的。王清槐对陈映真解释说，那时候不可能拒绝征召。谢勇作为“志愿军夫”入伍，但据他说明，“志愿”只是名义上的。如果真是志愿，林标也不会满面愁苦，抛下刚怀了孩子的妻子和年迈的老父亲。军夫和军属的“志愿”与“特别志愿兵”的“志愿”不同。“志愿兵”在日本的军队等级结构中是“军人”的位置，属于荣誉身份，而且由于台湾的皇民化运动进行得很顺利，部分台湾人为了成为“皇民”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的战场形势大好，所以才得到台湾青年的热烈回响。　　梅村就是印证“皇民化”运动有所成功的典型人物。林标在回忆被宫崎痛打时，提到了一个叫做梅村的台湾人日本兵。梅村是台湾的客家人，曾在日本读中学，是真正报名的志愿兵，满脑子不折不扣的“日本精神”，白皙美目，且有“一点淡淡的女儿态”，陈映真对梅村的外貌描写暗示了梅村认同日本有一定情感上的合理性，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卡通式的人物，笔端带着同情。他的“媚态”和台湾兵“土里土气”的气质着实不同，所以他才会更容易认同有阴翳之美的大和民族。尤其是在日本接受了高级文明的“教化”之后，再看到身边的台湾人，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精神气质，都如此愚昧无知、卑贱不洁。在这种对比之下，深感自己民族的劣等感，以此拒绝对于自己的民族的认同，要在歇斯底里中努力炼成纯白无暇的“天皇之赤子”。但不幸的是，当日本军方知道他是台湾人，就硬是不让他当“光荣的皇军兵士”，而只让他做文书工作。后来更是被酒醉的日本兵鸡奸，自杀而死。纵使梅村从外貌、气质、生活方式都像日本人，又一心要炼成皇民，然而向来以大和民族血统产生优越感的日本人，怎么会认同中华民族血统的台湾人。在陈映真对台湾人原日本兵的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存在着共识。因为是台湾人的缘故，被降为军夫的例子很多。七十一岁的林兴琳当时被征募入伍的时候在日本福冈，但当他被发现是台湾人时，就被派到福冈附近的海军基地做军夫。被访者陈春庆对陈映真控诉，只有在面对敌人的子弹时，台湾人和日本人是平等的。　　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人需要台湾人补给兵力的时候，殖民地的歧视结构仍然牢不可破。人种观念作祟，日本所宣称的“八纮一宇”就只能是个幌子，“成为日本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要实现东亚各国唯日本的利益是尚，就必然要掩盖日本与各国间的差异，掩盖殖民结构的不平等，唯此，才能动员东亚各国人民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服务。另一方面，则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实行种族主义的实质。为了调动台湾的人力和物力供侵华战争驱策，日本当局开始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尤其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提出后，改变以往“北攻南守”的策略，改为“北守南进”，台湾因而成为南进基地。到1941年4月9日，日本殖民当局成立皇民奉公会，皇民化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意图将更多台湾的人力物力纳入日本军事体制，并打消台湾人可能的投敌反抗。日本的皇民化教育通过剥夺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尊严、文化、语言、信仰、习惯，培育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使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的臣服合理化，从而培养“日本帝国的忠诚臣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台湾出现带有抵抗色彩的中国认同，力图将其同化于殖民帝国。这第一个目标还仅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成运动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将彻底被洗脑的台湾人供日本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驱策，为日本侵略战争当炮灰。　　多数台湾民众并非都如梅村和“大陆志愿兵”那样，心甘情愿地去努力炼成“皇民”，尤其是台湾农民，都是像林标一样无奈地服从日本的安排，以在朝不保夕的战时，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皇民化运动”除了对天皇制和大和魂的日本精神进行宣传之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战时实行的配给制度，来吸引台湾人改造成日本人。迫于生活压力，台湾民众不得不向日本人妥协，这是应予理解的。日本占据台湾已达四十年以上，并在侵华战争开始后，宣扬三月内灭华，大部分台湾民众还是以明哲保身为前提，表面上妥协于日本。　　但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由民族歧视所造成的军队内部差异被淡忘了，或者被当事人有意的抹杀了。为了讨要恩给金，林标穿上了日本海军战斗服，打扮成一个真正的日本皇军，而“忘了”自己当时是连武器都没有的最低级的“军夫”。日料店里的情景最能说明这种令人惊讶的“恍若隔世”、“情随事迁”：
　　“老宫崎的眼眶红润起来了，回礼的手不住的颤动。待到大家都日本式地坐在榻榻米上享用料理时，宫崎已经涕泪横流了。‘在南方、战争中，真辛苦了大家……’宫崎坐着向大家深深地欠身。曾金海用比较流利的日本话抢着说，‘大家都很怀念在南方的日子呢。’有几个老人于是忙着附和。‘那时，也许对大家太严厉了。’宫崎带着几分惭色，又向大家欠了欠身。”
　　这一幕的画面太过温馨感人，像是曾经一起在战场拼杀的兄弟们的重新聚首。对于宫崎来说，他不是真的将台湾老兵们当成日本人，但老兵们“破碎的、不正确的日本语”“何等动听”，勾起了宫崎对于殖民地台湾的“乡愁”，他似乎又回到了当时的南方战场上，回到了大日本帝国的极盛之时。那时他还是帝国军队的小队长，对台湾人日本兵可以随意毒打，施展他的权力，而不是此时的潦倒模样，一个只能靠国家的“恩给俸”混饭吃的老人。事实上，宫崎对于重逢与回忆的满足感恰恰建立在对老兵们所“忘记”之事的“记忆”上。但他必须把绝口不提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作为前提，而以“自己太过严厉”为借口，极力掩盖当时对台湾人日本兵的歧视与虐待，以此来粉饰出一个共同战斗过的战友身份，以彼时的“同袍之情”来召唤此时殖民地人民对母国的感情。在几位老兵的回忆里，当年参加南方战争的日子真是一段光辉的岁月，承载了他们青年时代的记忆。那些被日本兵辱骂毒打的回忆经过几十年的“过滤”已经渐渐淡化。　　但宫崎仍是有所顾虑的，他在南方战场对待这些台湾人日本兵确实太过“严厉”。他们或多或少都遭到过宫崎的虐待。在宫崎欠身的时候，像林标一样，老兵们那些不堪的记忆也一样涌了上来。不过，没有人会在这样温馨的聚首时刻提起来，这些不合时宜的记忆就像林标那两颗被打掉的血牙一样，再一次被不动声色地吞进了肚子里。此时此刻，林标、曾金海和其他老兵是和宫崎一样在战场上一起浴血战斗的战友，团结与怀旧是首要的，宫崎和老兵们曾经的过节作为次要矛盾被压抑下来。没人会追究他是“军人”还是“军夫”、有没有拿过枪，甚至上没上过战场。这种“平等的”时刻，只有现在——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时刻——才能“实现”。只有他们一起合谋“忘记”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才能维持此刻的气氛，林标才有可能穿上日本海军战斗服，成为“真正的”皇军。老兵们压抑自己在战时的创伤，其实是在对宫崎“记忆”之事的“遗忘”上，也就是用去历史的、投机的方式来讨好宫崎，换取此刻的平等。　　即使是战时，在日本人眼中，那些为日本奋战的台湾兵也从来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可此时，由当下的视角回忆回去，却将严苛的日本军队等级制度与对台湾人的歧视转移到个人的性格与态度的层面。过去与现实的对比如此强烈，现实因过去形成，却是在对过去变形之后，以压抑某些关键的历史记忆为代价妥协而成，如林标身上的海军战斗服一样，是乔装打扮过的历史。

图为日军在台湾征兵的宣传手册

二、“福建话”与“日本语”

　　梅村是皇民化运动成功的一个典型，体现了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但林标不同于梅村，通过对小说的细读，我们便会发现林标对日本的“认同”一直是混沌的、多重的，几经变化。他之接受日本的影响与梅村不是一个脉络。可以说，在出征之前，认同问题并没有成为林标的问题，只有到了南洋战场之后，认同的矛盾才摆到前台。到了菲律宾之后，由于时空的变换，林标的位置和视角随之发生了变换。父亲与妻子都远在家乡，他由长子和丈夫的角色转变成一名军夫，生计和家庭问题转到后台，认同的矛盾便朦朦胧胧地出现在了林标的视线内。此外，此时的他不仅要面对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与美军、菲律宾人和华侨之间活生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林标是以“日本国民”的身份去菲律宾参战的，美国人、菲律宾人及南洋的华侨都把他当成日本人，是跟他们有血海深仇的敌人，而与此同时，日本人却叫他“清国奴”，从没把他当成日本人，林标一直处于被各国人所排斥的境地，这就是参加南洋战争时台湾人日本兵的位置。这一位置的矛盾在林标与杂货铺老板间的关系中得到放大。去杂货铺买东西成了林标的一个情感寄托，但他随即发现老板仍然把他当作敌人，只是为了保护女儿才巴结他。当日本人要肃清华侨时，林标还是冒险帮了他们一把。如何理解危机时刻林标看似头脑发热的下意识行为？　　杂货铺的老板是个姓叶的华侨，林标第一次去买土酒的时候，以为他是菲律宾人，就向他比手画脚，但老板发现他没有配刺刀，猜到了他是台湾人，试探地用闽南语问他是否要买烧酒。林标大吃了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菲律宾，除了跟自己一起来的台湾军夫外，在当地竟然有跟自己说一样语言的人。老板向他解释，他是福建泉州人，和台湾人一样，都说福建话。相同的语言在林标心中召唤出一种朴素的感情，一种油然而生的归属感。可以想象，在遥远的异乡，林标只会一点蹩脚的日语，不会菲律宾语，更不会英语，只能和其他台湾军夫说说话。东南亚的华人通常将台湾话叫做福建话，因为台湾话也是闽南语系的。林标当然不知道他和泉州仔背后相似的历史轨迹和渊源。但也因为语言的起源为大家所不知，更容易使林标产生一种宿命般的连带感。　　林标对于杂货铺的感情来源于共同的语言所带来的归属感，他没有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一重大的身份区别放在两个人的交往中，相反，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压迫与宰制的地方，他要维系这一段“纯粹”的感情，唯有这段感情能缓解他的焦虑与罪恶感。但由于身处殖民结构中不同的位置，即使是语言相通，作为“殖民者”的林标与被殖民者叶老板一家也根本无法享有这段交情。表面上的维系只是建立在双方错置的互相需要上。林标需要情感寄托，叶老板需要保护家庭。在这段“温情脉脉”的交情中，吸取感情慰藉的一定不会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因为林标没有负担，在他眼里，他和叶老板是平等的，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殖民者，所以他要去“买”日用，“照顾”生意，他要通过钱、通过等价交换来努力维持这种“平等”。但是这种有意为之的平等恰恰显示了林标的焦虑所在，即使他没有武器，没有真正成为战场上的一员，但不闻不问，辅助日本兵来控制菲律宾人，也使他能隐约感受到良心的不安。　　林标与泉州仔的关系和宫崎与老兵的关系相似，都是处于殖民结构中宰制者与被宰制者的关系。日料店的一幕也是在虚伪的平等上建立起来的温情。但除此之外，这两对关系并不能划上等号。无论林标是否有以这段感情来缓解道德焦虑的潜意识，他都是把叶老板当作自己人，所以才会发生救人一幕。当林标在队部晚饭桌上得悉宪兵队要把对华侨的“肃正”推向市郊。林标第一反应就想到了杂货铺一家人，立即跳上卡车要去把消息告诉叶老板。即使看到了日本宪兵在场，林标还是不顾性命，用福建话通知老板赶紧撤离。很难说林标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或是对于“中国”的认同才出手相救，在这种危机时刻，林标更多的是出于本能。这本能中有对于美好事物的保护感，有林标因“福建话”而与叶老板产生的感情，有作为日本军队的底层，对处于更底层的菲律宾华人产生的一种同情。　　林标难以认同日本人的做法，他与同说闽南话的泉州老板有更深刻的连带感。在整个小说中，林标对于事件的反应都是被动性的，不是一个有内在深度的“主体”，也毫无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唯独在救人这一刻，在一头热挺身而出的瞬间，有了自我牺牲的勇气。这种勇气主要是因相同语言产生的共同体感。这种连带感使得林标无法像日本人那样用种族主义的眼光来对待菲律宾华侨。尤其是在生死关头，老实的农民林标能够挺身而出，说明了他下意识地将泉州人看成自己人，而去反抗他本应认同的日本人。这一瞬间折射出皇民化对于林标的改造并不成功。对于日本殖民的反叛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瞬间存在于林标的生命之中，虽然只在一瞬间展现，又在一瞬间失去。　　陈映真四十年前的小说《乡村的教师》也是以去南洋战场的台湾人日本兵为主角。日本和大陆作为一组对立的对象摆荡在乡村教师吴锦翔的主体状态中。在战争中形成对于“中国”的新的认同无法在现实中实践，吴锦翔最终只能退回到日本的幽灵中。但林标不同于吴锦翔，他的“认同”不是从国家的层面考虑的，而是与人交流的具体过程中展开的，反而比吴锦翔更有韧性。他与泉州仔和马正涛的连带主要是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朴素情感，但正是这种朴素的情感，使得与泉州仔的交往打破了殖民等级的界限，与马正涛的交流打破了省籍的界限——可以说，林标的“认同”是一个敞开的过程。但问题是，林标对于福建话和日本话全然没有区分，如何看待林标因语言而产生的朴素的连带感？　　当林标第一次去杂货铺买土酒的时候，泉州仔在说“福建话”的时候就是满脸谄笑，一副讨好的神情。但林标只注意到了“福建话”所带来的亲切感，全然看不出来泉州仔为了生存和家人安全伪装出的虚情假意，几十年后，面对“笑面虎”马正涛时，林标依然如此，一听到马正涛说日本语，就“脸上漾开了最真挚的笑颜”，相对于泉州仔的谄笑和马正涛的笑里藏刀，林标的笑实实在在，没打一点折扣，是他对使用相同语言的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但林标已经忘记自己的日本语是如何（“被”）学的，林标在去菲律宾之前根本不会日语。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日本当局在台即开始不断强制推行日本语。但日语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学校，改造的对象主要为青少年。在台湾的农村，平日的生活对话仍是以台语为主。虽然在“皇民化运动”的高峰时期，国语的推行已经下至村庄，针对没有日语基础的农人，在各村设立夜间日语讲习所，从日语的音标教起。但也不能夸大日语在农村的应用程度。林标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即使他被迫参加了夜间的日语讲习所，他的日语也只能处于初级的程度，到了菲律宾之后，要与日本人交流，才有机会学习和运用日语。所以，林标出征的那天，日本上官的训话都是通译用闽南语转译的。当时，日语对于林标来说是陌生的外来语，需要翻译才能明白意思。但时隔五十年后的今天，马正涛口中的日本语也能如当时泉州仔的“福建话”那样召唤出林标的“归属感”。　　战争结束的几十年后，林标听见马正涛的日语，由衷地感到亲切，但他引以为豪的日语在马正涛的眼里完全是半生不熟的日本话。通过马正涛的视角，日语隐含的等级性也显露出来了：林标的日语是殖民地日语，跟他所说的流利的日本语不可相提并论，而林标意识不到，还叽叽呱呱地和马正涛说个不停，以至于马正涛忍受不了，转成用普通话对话。马正涛不想用日语和林标讲话，不仅是听不惯林标不标准的日本话，还在于马正涛抗拒因同样的语言而形成的天然的共同体。　　在马正涛的眼里，即使林标会日语，也是殖民地蹩脚的日语，而他自己的日语可是单独跟日本人专门学习的，这背后牵扯出的根本区别还是等级问题——从军队等级的角度看，马正涛是宪兵，是“真正的”军人，林标是军夫。从殖民结构来看，马正涛是“殖民者”，而林标是被殖民者。难道林标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说的是殖民地日语，意识不到日语流利程度背后所蕴含的等级性？　　林标之所以如此兴奋地讲日语，是因为对象是一个来自旧满洲的外省人。换言之，与其说林标认同日本，毋宁是林标通过日语与马正涛建立了连带关系。赵遐秋在分析这个情节的时候，认为是陈映真以此来表现“皇民化运动”在林标身上留下的烙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小说中所呈现的并非如此简单。跟泉州仔那次一样，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林标认同的是语言带来的连带感，而非语言本身。在他的眼里，他对于语言的感情，是根据熟悉程度来区分的：闽南语>日语>普通话，也是由不同环境所造成的语言差序所激发的。只有在这个结构中，我们才会理解林标为什么会对日语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应。　　其次，林标并非不清楚日语内部的等级性，可以比较下林标对马正涛说日本话和林标在日料店里说日本话的不同。在日料店里，对着曾经的宫崎小队长，开始的时候老兵们都不说话，只有日语说的比较流利的曾金海代表他们和宫崎交流。直到酒过三巡，仗着酒精的兴奋，才开始有胆说台湾土腔的日本话。只有通过两者对照之，才会发现林标之所以在和马正涛讲日语时讲得兴奋，不仅仅是日语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马正涛是外省人，而且来自旧满洲，是和他一样来自日本的殖民地，他对马正涛的“认同”是同为日本殖民者而带来的归属感。当然这里面仍存有对日本不加反思的情感，但由于日料店这层对照，就无法简单地将林标归纳为说日语——从而认同日本，因为比起宫崎，他更认同马正涛。　　首先，马正涛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其次，马正涛没有告诉林标他是日本宪兵队的一员，骗他只是在旧满洲做点小生意。由于信息的不对等，林标不会像马正涛那样想到日本军队里军人和军夫之间的差距，他更可能把马正涛当成南洋战场上认识的泉州仔那样看待，日本话此时就如同当时的“福建话”一样把两个有着“同样”经历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林标立刻对马正涛说起了《国本奠定御诏书》上的语文：
“……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庇佑……庶几国本奠于唯神之道，而国纲张于忠孝之教……”
　　对于林标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农民来说，对于拗口的古日文，未必有切身的感受，林标是想通过《国本奠定御诏书》来和马正涛建立联系。《国本奠定御诏书》确实也对马正涛起了作用，他想起那时他还在日本人在满培养精英的“建国大学”法律部。紧接着，他就逐渐对林标的殖民地日本话感到愠怒。虽然两人通过同样的日本殖民史的纽带建立了联系，但这纽带本身也把二人切割开来。　　林标看起来极为相似的两次经历，其性质却完全不一样。同一语言会召唤出说话者一种天然的感情。对语言熟练程度的差异会造成感情投射强度的差异。闽南语—日语—普通话这个阶序因为历史原因已经深深根植在林标的身体内部，“自然而然”地会召唤出他不同强度的感情。如果对这种素朴的感情不加辨别，就会轻易地被利用。而且当这种强制性随着时间而慢慢淡化，只留下历史印记之时，暴力的起源就会被抹杀，致使悲剧再次上演。

新时代的“皇军”与“皇协军”

三、“日本情结”的“实相”与“虚相”

　　相对于日本由上而下灌输的“皇民精神”，林标更受制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生活实感，这种活生生的情感所带来的稳定性要远远大于日本殖民所强制形塑的“日台一家”的意识形态。对于林标这种底层农民来说，他对生活的接受就像是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由下而上生发的，建立在与身边人之间的关系中的。　　冲绳思想家冈本惠德在思考冲绳共同体问题时，设定了“水平轴”这样一个讨论维度，以日常生活为基点探讨人际关系和秩序感觉的生成方式。所谓“水平轴”，是指民众作为个体建立对共同体的归属意识时，是以与自己和周边成员之间是否会受到阻碍为标准的。从“水平轴”这个内在的角度来看，就能明白林标为什么会出手相救：与日本兵的关系因为殖民结构的层级关系，并没有带给林标归属感，反而是被殖民者泉州仔能给予林标归属感。林标与泉州人建立共同体的连带之时，即日本灌输给林标的意识形态失效之时。冈本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林标何以战时因为“福建话”和叶老板建立联系，又在战后因“日本话”和马正涛建立联系。如果从外部视角来看，会认为林标是像马正涛那样毫无原则的“转向”，这样就完全曲解了林标的世界。在林标那里，他与叶老板、与马正涛之间的关系是真实可感的，而与“中国”或“日本”之间的关系是虚幻的，正是在这个层面，我们无法说林标“转向”，因为国家对于他来说是可以相对化的，与身边人的关系是第一义的。这种来自生活的朴素感情使得林标在战时能够溢出皇民化的规训，做出反抗的行动。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在其著作《战后日本精神史》中具体讨论了民众“非转向”的问题。鹤见俊辅考察的对象聚焦于包括朝鲜族在内的日本底层民众，将他们与知识分子对比，作为“非转向”的典型。鹤见俊辅的“精神史”概念，受到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的影响，色川大吉的“精神史”概念与“思想史”相对：他认为“思想”是经过体系化后纯度较高的思考结晶物；而“精神”是指潜藏在社会底层、未经分化的意识。鹤见俊辅认为透过生活方式互动所得的正直感，远比知识分子操弄的意识形态更具重要的精神意义。陈映真对“精神史”这个概念也很重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重读呢？我总觉得，仅从物质的历史来看，好像缺乏一种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大概只有重读台湾文学，才能补上这个空缺。对台湾的理解不只是冰冷的实证的研究，还应该是对台湾人的形成史，它的发展史，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台湾的精神史，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特色的台湾地区的精神的历史，心灵构造的历史研究。”
　　陈映真的“精神史”与色川大吉和鹤见俊辅的定义有所差别，“精神史”不是与思想史相对，而是与物质的历史相对，更强调人的精神方面，但陈映真重视的“精神史”同样是以底层人民为主体，来研究殖民地人民的精神状态和心灵构造。通过林标与马正涛的对比，陈映真对于底层民众朴素的正直感是肯定的。仅仅揭示日本当局对台湾进行皇民化洗脑政策，同样会忽略民众的主体能动性。所以，陈映真通过梅村、日本志愿兵和林标（也与吴锦翔遥相呼应）的比较，将日据时期台湾人对于皇民化接受的不同脉络展开，并将林标在不同环境中产生的能动性与反抗性展现出来。　　与此同时，陈映真同样警觉到了这种朴素感情的危险性，尤其是在战后老兵的位置不断地被边缘化后，加之国民党的外省兵对于台湾人日本兵的蔑视与排斥，使得孤立无援的台湾人日本兵不得不“认同”日本。老兵们的记忆与对日本的认同是否真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由战后的新秩序感再次被生产出来。即使是再次被利用的同袍之情，也包含了皇民化意识形态，它们同样根植于生活经验这一“水平轴”上，甚至是错综复杂的缠绕在一起。如果理解了台湾人日本兵在战时的无奈，我们就不会像豆浆店里的外省人以“汉奸”的名义粗暴地对其进行审判。比如将林标充当日本人帮凶定义为“汉奸”，那如何看待他出手救泉州人？同时，林标对于马正涛的误认是否也应该全然接受？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把握老兵们对日本的这种感情，但在现实中，如何将这种根植于水平轴的复杂情感剥离成两个层面？　　在《忠孝公园》中，陈映真对于战时的林标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但在战后讨要恩给金的过程，虽然也强调了他的潦倒近况，对此还是持批判态度。通过战时与战后的对比，我们发现陈映真比冈本的态度更为复杂。意识形态和共同体感是交织在一起的，想将朴素的民众意识从中剥离开来非常难，民众虽然是被控制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达成了妥协。如果我们彻底原谅林标迫于日本殖民时的淫威，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应有的妥协，那么，如何看待林标为了恩给金包装自己的记忆来与虎谋皮？我们仍然用生计问题将林标从历史的重担下解脱出来么？林标通过“福建话”和泉州人建立了连带，也通过日本话和马正涛建立了连带，这两种关系可以一概而论么？正是通过两件看似相同的事的轮番上演，让我们警惕这之间微妙的界限——它既可以是溢出权力体制的反抗，也可以被权力捕捉而绝对服从。　　“本土”政权的政治动员恰恰利用了本省人底层对于日本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记忆。林标参加“南洋战殁台湾兵慰灵碑”的揭幕仪式由民进党组织。虽然陈炎雷推动的“战友会”是以向日本追讨拖欠军饷为名义来为台湾兵出头，但其实质只是一个擦边球，并没有处理台湾人日本兵和日本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要求日本承担对台湾兵的战争责任。第二年，民进党真的上台了，陈炎雷也当上了资政，日本对台湾兵的补偿也有了结果，但只是两百倍。林标此时似乎又醒悟了。林标为什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同于吴锦翔，林标不会从超越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与日本之间的构图，他没有形成自觉，也难以形成自觉，虽然他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日本海军，口口声声“日本精神”，但对于“国家”、“天皇”是隔膜的。在得知日本战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笃定，因为终于能活着回家看他儿子了。除了在南洋战场的时候，生计问题对于他来说始终是第一义的，为了这个问题他可以妥协投机。换言之，他不会像梅村抑或吴锦翔那样，可以为了自己的认同付出生命，所以，即使日本对他造成巨大的创伤，他对日本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能获得一点补偿。林标不是对日本完全效忠，他的“愚忠”有很多的层次，有自己的“算计”，他争取恩给金完全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　　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就是在“世界反共军事基地”的政、经条件中，因大量美国军经援助而得以迅速发展。但这个高速发展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面向，就是战时殖民结构的延续。林标一心一意争取恩给金，林月枝要寻父，林欣木流离失所，林家一家的离散是和台湾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林标在等待儿子的时候，发出了天问：“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天灾地变，怎样我们一家就这样四四散散？”林月枝之所以顺利逃走是因为林标忙于索要“恩给金”，林欣木为什么沦落到“街友”的地步，无法回家？当年城市扩建到农村，农村卖地乘风，林标把地卖了，把钱给林欣木用于创业。林欣木一家来到三重市买下倒闭的厂房，开始进行小商品的制造。最后由于石油涨价，接不到订单而倒闭。战后台湾经济完全被编入美—日经济圈，台湾民族资本无法壮大，且对工人毫无保护性，使台湾工人无法争取权益，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完成资本积累。林标一家离散的境地正是在反共—安全体制下的资本积累下的结果。殖民历史和战争责任在几十年里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使得历史依然作为“现实”而非“历史”而发生作用。战后日本评论家菅孝行认为大东亚共荣圈并没有成为过去：“虽然战时体制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崩溃，但以日本为“盟主”的经济体制的大东亚共荣圈，毋宁说是战后才确立下来。”他认为战争时期天皇制的存在结构不仅获得延命的机会，还恢复了比新的支配形态更坚固的结合关系，进而形成更坚固的天皇制基础。台湾人林标在战后对日本的“再认同”不就是赤裸裸的甘于被殖民的表现么？林标在讨要恩给金时对于日本的认同程度远远超过战时，这种夸张的“日本情结”不过是台湾更加依赖日本这一物质基础之上所生长出来的意识形态，诚如台湾学者曾健民所言，台湾的战后政治经济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结”的基本力量。林标与孙女林月枝互相不能理解，正是由于对日本殖民史认识的不同。这也是陈映真1986年在《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一文中所警觉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现象不是青少年从经济文化的比较上做出的简单选择，而是战后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亲日和对日无批评的复杂结构的结果。所以他批评的问题并不针对青少年，而是针对台湾依赖性的政经结构和文化结构以及对日本殖民史的遗忘。在南洋战场，林标还能凭借着底层的认同感和语言的共鸣，反抗殖民主义，出手搭救泉州老板，但是现在，林标根本看不到这种连带。林标看到菲律宾来台的工人，听到了曾经熟悉的菲律宾语，勾起了他在南洋战场的回忆，并没有引发出他别的想法。菲律宾人来台打工，实质上还是在台湾人的压迫下，台湾作为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中介，这和战时作为南进基地，何其相似。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日本殖民地内部的多重宰制结构及关系，1994年台湾大肆宣扬“南进”策略，正说明台湾内部的“帝国”欲望已经生长。殖民结构已深入台湾主体内部，想要复制日本在菲律宾的宰制关系。　　至此，我们看到台湾一方面不断放大自己被殖民的悲情历史，另一方面又吊诡的复制“母国”想象，走向帝国主义的一端。这种复制就是台湾作为美日新殖民地，战后无法反思和清算日本殖民的后果。战后日本对太平洋战争只是从失败者的角度，而没有反思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战争的关系，太平洋战争中，有日本—台湾人—菲律宾人这样的等级结构在，它和日本侵华战争就有同样的结构，不能因为主要对手是美国就剥离它的侵略性。所以，陈映真才把战时在满洲国的马正涛和战时在南洋的台湾兵林标连在一起，意在说明如果要理解二战时的日本，无法将台湾、满洲国和南洋战场分开来谈。　　在《忠孝公园》中，陈映真将曾经分散在日本各处殖民地的宫崎小队长、伪满洲国宪兵马正涛、原日本兵林标、原日本被殖民者菲律宾人都汇集到了台湾这个岛上，五十多年过去了，战时的殖民结构仍然未变，凝缩在他们的关系中，决定着他们的命运。那段令台湾人无法直视的黑暗历史改头换面地又重新上演：宫崎小队长仍然耀武扬威，马正涛过着舒服日子，林标一家仍然处于离散的状态，菲律宾人在异国人的压迫下生存。日本人—日本买办—台湾人—菲律宾人的宰制结构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宰制的媒介变成了“经济”。由于冷战结构的需要，东亚全体都是在没有彻底清算历史的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战后。陈映真正是通过小说来展现了没有被清算的战后是如何“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对于日本快速复兴的崇拜，却完全无视日本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在战后对于战时扩张主义的延续。林标只能看到“恩给金”的召唤，看不到自己一家的离散及菲律宾人来台打工与日本间的关系。日本剧作家石飞仁在与陈映真交流时曾表达过对于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看法，他认为，问题不在日本军国主义是不是在复活，问题在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战后国际政治而从来未曾死过。正如陈映真所敏锐察觉到的，台湾的“独立”不过是一场伪满洲国式“独立”的荒谬剧：“而五十年代以降，‘台湾当局’和日本就军部、反共右翼政、商、学界千丝万缕的网络，被在八十年代末‘台湾化’后的台湾当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甚至也在少数一些台湾战后留日学界中发展对日占台湾史加以美化和正当化，宣传和当年伪满‘建国’论如出一辙的各种建台湾为‘新而独立’的‘民族论’和‘国家论’的运动。”战后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反而更深刻的交织在一起，处于这个结构中的台湾，即使一心想要“本土化”、“独立”、“自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本省人的“日本情结”其实是把“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切割开，通过去历史化的日本想象来对抗国民党在战后企图强力塑造的民族认同。在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祖国”失望后，尤其是外省人以征服者的角色凌驾台湾，本省人才会扭曲地对于曾经的殖民者日本产生出乡愁。这样一种形态的乡愁由选择性记忆形成，日本作为殖民者的支配与压迫形象就被他们所遗忘了。为了反对国民党强制灌输的中国民族主义而美化日本殖民时代的记忆，则必然如赵刚所言：“反动如果只能是任由历史的命运让它摆荡到另一极端，那也终究只是另一个反动而已。用一种合乎时代氛围的情感、信念与价值取代历史，犹如用它们置换现实，那将如愤怒之盲人骑愤怒之瞎马，必然无法成事，且必然以悲剧终。”林标追求的不是“历史正义”，不是对于“历史之恶”的不松口，而是为了恩给金毫无原则的妥协，为了恩给金可以乔装打扮历史。追讨军饷和赔偿本来是殖民地人民要求殖民者履行责任，对日本战后处理的不合理进行抗议的正义行为。但林标等人却为了恩给金的获得无所不用其极，随意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滑动，完全无视历史的真相，陈映真讽刺的是这种歪曲历史的行为。　　以深刻卷入日本殖民历史的原日本兵林标为线索，陈映真在小说中设置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一方面呈现战时台湾“日本情结”的“实相”，一方面又从战后的“虚相”中照出战时的延长线，以此构成“思想剧”复杂的时间线索，复现出台湾作为“前殖民地第三世界”未愈的伤痕。陈映真从来没有漠视台湾的悲情历史，他只是不断强调，台湾的悲情要放在自身和区域历史的脉络中，而不是抽象地谈论悲情。　　林标是否就是一个纯洁的“贱民”？是否经得起台独派所赋予的道德与美学的悲剧意味？在“《台湾论》现象”出现的时候，陈映真就提出警示，在清算和批判台湾被殖民历史时，不能忘记反躬自省，也应彻底清算殖民地时代台湾人协赞日帝支配台湾的“共犯结构”，不能一味的将自己包装成悲情的被殖民主体。陈映真恰恰是主动抵抗这样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高点，拒绝将台湾的历史进行美学化处理，而始终将“忠孝公园”强力地拉回到它本来的历史脉络上，尽管这历史是黑暗的、暴力的、是难以直视的。

历史不容改写，他们永远都在！

最后，向抗战老兵们致敬，向他们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致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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